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在广州开幕******
中新网广州1月11日电 (程景伟 徐莹)“字里春秋——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”11日在位于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(王墓展区)开幕，展出文物240件(套)，其中带字文物140件(套)，南越木简更是自出土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。
本次展览设有“帝国南隅”“宅兹番禺”“烟火人间”“书同华夏”四个部分，从南越国制度、都城营建、生产生活、华夏一统等各个方面，讲述文字文物中反映的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史。
南越文王墓出土“长乐宫器”陶瓮及其铭文拓片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展览主要展示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带字文物，兼有岭南地区同时期的相关发现。其载体有青铜器、陶器、漆器、木简等，书写方式有印、戳、刻划、墨书等，文字内容涵盖地名、纪年、宫室名称、官职人名、刑律税法、农耕养殖、祭礼战事等，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。
以此次展出的南越文王墓出土“长乐宫器”陶瓮为例，当时人习惯在器物上戳印宫室名称，以示其所属。历史文献记载，“长乐宫”为汉长安城内的宫殿建筑，但这件陶瓮为南越文化特有器型，其纹饰也体现出显著的南方风格，应为本地烧造。故此“长乐宫”应是南越国自建的宫殿，反映了南越国效仿中原王朝进行宫室营建和命名。
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“公主简”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本次展览精选30件南越木简展出，有记录宫中御苑种植枣树之事，也有记录税收、刑罚、战事等事，内容相当丰富，可窥见当时王宫御苑中的历史细节。其中有一件木简的简文“张成故公主诞舍人廿六年七月属将常使□□□蕃禺人”。通过此简的“廿六年”，能判断其记录之事发生在南越国第一任君主赵佗在位二十六年。简文中的“公主诞”，应为赵佗之女赵诞，这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传世文献中未见记载，补充了历史文献对岭南地区记录的不足，对了解南越王室成员及其属官、权力地位等情况具有重要意义。
据南越王博物院有关专家介绍，2004年，考古人员在南越国曲流石渠遗迹西北处的一口渗水井内，清理出一批南越国木简。从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开始，至此将近十年，都未见任何竹、木简牍，这批南越木简显得尤其珍贵。经过清理，木简共计百余枚，字数逾千个。
据考证，木简是目前南越国最早的出土文献，被誉为“岭南第一简”。(完)
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****** 近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发布。《意见》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，并就强化审判职能，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，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，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。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对于防病治病、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，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、司法解纷选择不足，案件类型集中、保护覆盖不全，审理周期较长、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。《意见》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，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，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，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，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，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。 《意见》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：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，《意见》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，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、智能制造关键技术、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，实现“能判、愿判、敢判”，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，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。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，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。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，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，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“商业秘密”保护外，多了一道“专利保护”的选择，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“强心针”。同时，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，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，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。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。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，《意见》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，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、有序竞争的秩序，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、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，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。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，《意见》出台后，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：首先，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，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。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，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，是属于个人的，需要精准识别。可以说，区分“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”和“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”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。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，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，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，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。 其次，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、技术性。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，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。对司法部门而言，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，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。 再次，应当完善配套制度。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，对中医药而言，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，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。如建立商标、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、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，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，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。 最后，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。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。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，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，进行专利布局，实现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标准逐步产业化，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。 （作者：邓 勇，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） 网信购彩地图 |
